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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看24年前日记,打开第一个广东年
图片摘自网络


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从学生时代开始,保留至今的第一本日记却是“从家乡到广东过年”。

灰色的封面,印刷体标注“工作笔记”,是当年在内地机关工作的公物,被自己拿来公私两用,既做工作日记,又做生活日记,自己给这本日记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——追梦人,开篇一篇《追梦人呓语》,开头这样写道:“一天天凝重无奈的日子不间断地走来。”

其时,单位正在分配住房,自己出三四千块钱就能买到一套两居室或三居室,单位里吵得不可开交,参与分房打分的我,是唯一一个未婚青年,却成为打分落后于我的已婚者的攻击对象,他(她)们要我最后一个选房,或者主动选最差的一套房。最终我选择了弃房出走,撂下一句话,“这房我不要了,放我出去。”

日记里记录了一个细节,在办公室里,跟同事聊起分房中的窝心事,越聊越愤怒,跟同事打赌,随后操起桌上的茶杯,连茶杯和盖子一起,狠狠地摔到地下,摔个粉碎。负责清洁的同事走过来,不声不响地收起残渣碎片。

这像是一个宣誓,告诉同事,也告诉自己,我该走了。

那一天是124日,已是腊月十三,单位正在分配从各地采购的年货,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,而我,紧锣密鼓地准备远行,用几年文字工作的成果包装自己,憧憬自己的记者梦。

一周之后,单位循例允许家在外地的单身汉准备提前回家过年,我没有选择回家,径直走进了所在城市火车站售票窗口,开启自己的麻雀南飞周期。

定下的行期是24日,腊月廿四,立春日。

不料,地方火车站售票窗口只卖当天火车票,提前订票需前往武汉的售票窗口。

第二天,我随单位同事的车到武汉,同事要到省教委取钢印,我提前下车,到汉口桥头售票点买了24日晚上20:59出发的297次车票,目的地广州,票价61元。

出发当天中午,早早坐车到汉,到车站陶瓷仓库歇脚,那里有几十个乡亲做搬运工,是村里承包的,邻居在那里负责。

晚餐由邻居请我吃饭,对我的出走百般不解。

邻居:这里的工作单位不好吗?

我:单位很好。

邻居:在广东找到工作了吗?

我:没有。

邻居:去广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?

最后一个问题从来没有考虑过。

饭间有长时间令人难堪的沉默,邻居的问题加重了我的疑虑。望向此行的方向,看不清前路。

列车准时出发,同车邻座有一个随州老人,到广东看他的姑姑。老人瘸了腿,但谈兴很浓。他选择这样的时候南下,无疑是跟亲人异乡团聚,而我,在万家团聚的时刻,选择了背道而驰。

第二天晚上18:15,车到广州站。随着人流走出出站口,来到车站对面的流花汽车站,身边有开往目的地东莞的车停下来揽客,我不假思索上了车。随后,车并不离开广州,而是不停地围着站前路兜圈揽客,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,直到车子满载。后来知道,应该到站内买票,在站内上车,自己当时坐上的是野鸡车,这样的车后来多次坐上,甚至被半道卖猪仔。

车到东莞,已是晚上2100。花5块钱坐上摩托车,赶到朋友弟弟的工作地,然后跟朋友弟弟回到住地,一处普通的一层民宅,外墙没有粉刷,窗户简陋,有三个房间,一间住着朋友,一间住着朋友的弟弟及其同事,一间住着一个女子。朋友的房间窗户没有窗帘,只用硬纸遮挡着,从窗户望出去,隔壁邻居的门就在旁边,有打工者模样的人出出进进,偶尔投进来的目光,充满搜寻的意味。

后来的发现,让我惊恐万状。

除夕日,朋友跟女友在房间煮年夜饭,朋友的弟弟跟同事一起团聚,当晚去公园看灯,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,感受不到家乡新年的寒冷。

三天之后,大年初三,朋友弟弟的同事请客,在一家小饭馆,借着酒劲,朋友弟弟的同事说出一段令人胆寒的往事,他说自己16岁时在山东与人一起杀死一个2岁多的小孩,是受人雇佣的,得了5万元,当时是要钱给父亲治病,但父亲的病终于没有治好。

从那一刻起,我生出强烈的逃离感。

很快,我发现,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独居女子,没有出门工作,每天用一个煤油炉样的炊具煮食,不时有中老年男人出入。我隐隐觉得,她没有正当职业。

忽一日,从外面回到朋友住处,在巷子口,看到朋友的窗外趴着一个男子,对着屋内搜寻,像在寻找可以盗窃的东西。朋友回来后,我把看到的一幕告诉他,朋友随即找来砖头,垒在窗户上,将窗外视线隔断,防止小偷行窃。

到广东的最初一段时间,无所事事时守着一台收音机,不断调频,听到的大都是粤语。几天之后,懵懵懂懂听出了主持人不断重复的春节祝福“恭喜恭喜”。

到菜市场买菜,菜贩清一色本地腔。问一问价钱,往往比前面讲广东话的顾客贵,于是提出质疑,不料,菜贩经常冷冷地抛来一句“不卖了”,还做出一个驱赶的手势,带着歧视,把自己晾在那里怒从中来,又无处发泄。

那时因为擅自离职的原因,不断被原单位追着要求回去上班,否则除名。于是,经常给家里打电话沟通。到隔壁店里找到公用电话,起步价被索要10元钱,觉得太高了,希望少收点。不料,对方往往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架势。有时不得不走开去,寻找第二个公用电话。

到广东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者,工作两个月后,报社任命我担任总编辑助理,总编辑的评价是,稿件又快又好,采访又会找人又会找材料。多数时间,我跟着总编辑出外采访,摄影家出身的总编辑拍照片,我采写文稿,受访单位的接待经常是直落,就是吃完饭后就地卡拉OK或易址卡拉OK,听总编辑唱永远的《曾经心痛》。

报纸是商会办的,报社主要金主是个饭馆老板,用管打工仔打工妹的方式管理编辑记者,生出许多匪夷所思的囧事。

上班20多天后,一次晚餐时,在办公室接到家人电话,讲家里的事,不知不觉讲了约半小时。初时没有留意老板的存在,渐渐留意到老板不满的眼神,我识趣地匆匆结束了通话。不料,老板并不给面子,责怪我占用电话太长,当面发出斥责:“连电话都不会讲短还能当记者?”4天后的报社全体会上,老板旧事重提,指名道姓批评我一次接听电话用了2个小时。当然,受批评的不止我一个。

无法争辩,难以忍受,只能克制,但心里知道,此地不宜久留。

后来很长一段时间,电话成为报社矛盾的焦点,原因是报社发现,没有开放长途功能的记者编辑办公电话,电话费却增加了,调查发现有人打声讯电话。

于是,报社采取了一项极端措施,办公电话下班后就上锁,需要打电话就需要找到管理者拿钥匙,找不到管理者就不得不到街边打高价电话。在那个编辑记者人手一个寻呼机的年月,办公电话是必不可少的,单位防贼式的电话管理,深深刺痛了每一个人,一种被歧视的屈辱酝酿出群体情绪,演变成离职潮。当年年底,多数精英选择跳槽,但南飞孔雀很快填补了离职者留下的空缺。那个时代的珠三角,永远不缺的是人才和劳动力。

那一年里,我曾目睹小偷被治安员捉住后就地暴打,一群治安员围着小偷狠踢狠踹,小偷嚎叫着在地上打滚。我曾目睹火车站里有人被殴后满脸鲜血,脸上被刀砍开的长长裂口张开着,实在骇人。

转眼到了麻雀南飞后的第二个春节,没有回乡过年的打算。除夕之夜,守着央视春晚,听着外面不绝的鞭炮声,孤独感阵阵袭来,心底忽然涌起止不住的思乡情结。

第二天,大年初一,早上匆忙启程,乘车到广州火车站,买到12点出发去武昌的火车票,踏上回家路。

2018-02-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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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明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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