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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干部抱怨政策“一刀切”:叫你活就活,叫你死就死

出差内地间隙,顺便做点社会调查,接触了镇村干部,听到一连声抱怨:现在很多政策都是一刀切,搞的都是一窝蜂,工作简单粗暴,吃的多是政策饭,叫你活就活,叫你死就死。

个人感觉,言辞多少有些偏激,但蕴含的信息量很大。

联想起之前接触的公职人员对扶贫工作形式主义的抱怨,如要求扶贫工作者进村入户签到打卡,甚至要求被扶贫对象签字确认,隐隐感觉,有些方面政策制定出现功利化倾向,地方执行时又层层加码,基层干部有些无所适从。

一位村干部家里正在建房,说起建房成本,有些无可奈何,还带点愤怒。当地砂石价格一年涨了几倍,主要建材价格都大涨,他家建房,光材料费就要多花几万块钱。

细问之下,当地与许多地方一样,严格执行河湖禁砂令,市场砂石供应突然被切断,一砂难求,砂石价格一路暴涨,建材市场主要骨材跟进暴涨。

无独有偶,镇村干部说,当地正在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,厕所革命等需要大量用砖,但当地已经将所有砖厂烟囱炸掉,砖只能从邻市购买,每块砖的价格从原来的每块0.2元多涨到0.44元,短时间内涨了一倍,大大增加了美丽乡村建设成本。

就像马克思说过的,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,它就会铤而走险,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,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,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,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,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。

“一刀切”政策一夜之间将市场供应链切断,短时间内制造了一个供需极度失衡的扭曲市场,形成暴利效应,刺激了一些人铤而走险,把许多经济活动推向法的边缘。

镇村干部说起在当地引起震动的一宗河道采砂案,一个小老板到紧邻的隔壁市集镇,与当地四位老板合股开采河砂,这位老板投资了20万元。几个月后被立案追究,当地2位老板(包括大老板)逃走,小老板与另2位当地股东被抓,小老板据说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。这位小老板大呼冤枉,原因是法院以市价150/立方米计算案值,但他们多数砂石是以40/立方米左右价格卖的,认为案值被无度夸大,大大加重了他们的罪行。同时,小老板感到冤枉的是,他们的采砂项目给地方政府交过钱,自认为得到了地方默许。

镇村干部根据过往经验判断,“一刀切”政策下,越冒险越赚钱,可能助长投机,加重社会赌性,让严格执行政策的地方利益受损,让选择性执法的地方得利,那些不惜以身试法的企业和个人,要么投机成功后一本万利,要么投机失败后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一位支部书记说起这样一件事,自己的一个外甥女跟随父母到深圳上小学,一次,老师调查班上独生子女情况,请独生子女举手。结果,全班只有外甥女一个人举手,同学爆发出哄堂大笑。这样的班级个案尽管并不普遍,可能跟这个学校的学生构成有关,却是各地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标准不一的一个缩影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位村支书所在城市乃至所在省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,即使农村地区也出现大量独生子女。但笔者在广东等地看到,多子女家庭比比皆是,许多地方还保留着一定要生男孩的家庭传统。

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尚且松紧不一,为追求短期效率匆忙出台的“一刀切”政策,更容易遭遇选择性执法和执罚中的双重标准,形成老实人吃亏的荒唐结局,进而打破人们的规则意识,恶化社会风气,与施政者的初衷背道而驰。

说到这样的担忧,镇村干部说起9月份关于京津冀地区秋冬“停工令”的一些议论,害怕“一刀切”式的禁令真的实施,更害怕很多外出务工的家乡人生计受到威胁。

议论的缘起是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-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》(征求意见稿)在网络曝光,实施范围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,包括“2+26”个城市。这份征求意见稿规定,“采暖季期间(2018年11月15日-2019年3月15日),各地要加大施工工地管控力度,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求,制定土石方作业、房屋拆迁施工等停产停工方案,并向社会公开,接受社会监督。”

镇村干部联想起2017年冬季京津冀停工限产政策,担心政策年年加码。

我知道,他们对这样“一刀切”的政策产生了警惕。但以笔者的职业经验,这样的所谓“最强停工令”不太可能是真的,倒是可能被局部地方扭曲执行。就像人们在中央环保督察中看到的一样,有的地方为了规避督察,直接指令辖下相关行业关门避察,一时间怨声载道。

镇村干部反映,“一刀切”政策倾向往越来越多领域渗透,正在助长新的形式主义,文来文往越来越多,事务性工作耗费了大量精力,挤占了干部下基层察民情办实事的时间和空间。

按照当地干部值班制度,周末安排各部门人员轮班,有的还要求值班者住在单位。

村一级则要求支部书记每周值班5天,村委会每天必须安排一人值班,要求值班人员原则上坐班,允许下基层办事,但必须在办公室值班牌上明确标注去向和事项,组织、纪检等部门不时进行查岗。

支部书记说起一段查岗故事,一天,组织部领导到了村委会查岗,看到他在值班牌上标注了到村里办事,电令他必须5分钟出现在面前,他立即放下工作赶回村委会。

而在当地,因为农村集体经济薄弱,村民大量外出务工经商,村干部事务性工作并不多,多数村干部就近在附近长期打工,兼顾村里的工作,村干部的待遇也相对有限。

按照当地政策,村支书的年薪安排是3.36万元,村委的年薪是1.1万元,村委的工资明显偏低,靠这点工资难以养家糊口。为了充分调动村干部工作积极性,绝大多数村支书主动将自己的工资降下来,补贴给事务性工作较多的村干部。

笔者接触的那位村支书,主动将自己的年薪降为2.04万元,每月领取1700元工资,让常年处理村务的村委会副主任领取4万多元年薪。这位村支书说,自己执行的工资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,尽可能让村干部处理村务和就近打工两不误。

离开这些镇村干部后,回味他们说起的许多人和事,不免忧心忡忡,一些地方施政中过于追求形式,急功近利,欲速则不达,走进了一放就松、一管就死的怪圈,既令基层干部疲惫不堪,偶尔也引起群众反感,两头不讨好,是懒政思维的变种,需要引起决策层警惕和反思。

(主题漫画摘自网络)

2018-10-21

基层干部抱怨政策“一刀切”:叫你活就活,叫你死就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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